7月20日，刚吃完晚饭，便接到一条短信，脑子里轰隆一声——陈铭俊老师，今天早上过世了。

提起陈铭俊老师，每一位双学位的同学，乃至许许多多岭南学院的学子，都会很肯定的说，陈老师是我大学四年里最尊敬的老师。虽然，在还没毕业的时候，大家对他除了有很多的尊敬以外，还承受着他给我们的很多的害怕，很多的压力。

还在高中的时候，便听很多读大学的“老油条”们说，读大学也便是混混而已，不逃课，不抄作业，不挂科，不通宵打机或者煲碟，不睡懒觉，都不算是完整人生。我懵懂地步入了中大的校门，懵懂地考入了双学位班，在面试和见面会上见到了传说中的王则柯教授还有陈铭俊教授，当时并未意识到，我的大学四年，将会和大多数的大学生多么不一样。

王则柯教授说：读双学位会很辛苦，如果觉得自己受不了现在可以先撤退。

陈铭俊教授说：大家现在脸色都很好，不过开始读双学位以后，不读到面有菜色，不算是足够用功。

我看着这位真的是面有菜色的瘦小的老人家，除了觉得有点夸张，更多的是不以为然。

开学了，在校园里经常能见到陈老师瘦弱且佝偻的身影。他是那样的瘦，瘦到走起路来颤颤微微的，似乎一阵风都能把他刮到隐湖里面去。他常常穿一件灰色的很有些年月的运动服，脚踏军绿色的解放鞋或者最古老的那种褐色塑料凉鞋，手上永远是拎着一个黄色的惠康塑料袋，里面装着他的全部的东西。所谓全部的东西，也就是他自己的眼镜、笔和一沓学生的作业。陈老师烟瘾很大，如果上课到得早总要摸出一根烟点上，吞云吐雾间偶尔一笑，露出他那只剩下三五颗牙齿的牙床。

也许一开始大家并没有把这位老人家太放在心上，可是我们很快便领教到了陈老师的威力。在大学里，上课迟到，迟交作业，在课堂上吃早餐，都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可是，这些小事都绝不可能出现在陈老师的课堂里。迟到？休想偷偷从后门溜进来，他老人家自然会严厉喝住你站在门口。旷课？别看他老人家不怎么点名，等你下一次来，他自然会轻轻而肯定地说出你旷课多少次，到期末你连考试资格都没有。在课堂上吃早餐？绝对是严厉禁止的，他会让你拎着早餐拿出去扔掉。上课打盹？简直找死，大家都在奋笔疾书抄笔记呢。

陈老师上课是不用教材的，他说，教材上很多错误。每次一上课，他就开始缓缓地讲述内容，同时往黑板上一板一眼、一笔一划地写上板书，用语严谨，说讲究到标点符号一点都不夸张，半句废话都没有的。我们在下面只好老老实实抄笔记，因为那是复习考试的唯一依据。只要开始上课，就不会有数学以外的其他内容，更别说活跃气氛的笑话之类。陈老师的声音并不大，所以课堂里坐的同学无不屏气凝神，一吵就听不到了。

上完课自然是要做作业的。老师说，我老了，提不动那么多作业本，你们的作业都写在纸上交。第一次交上去的作业纸，尺寸五花八门，但凡随意从一个本子上撕下来的纸，全部发回重写。从此以后所有作业，暂且不论内容，至少形式上都是大小一致，工工整整，连大的涂改都不敢有。形式上对了以后，才论内容。头一次老师改的作业发下来，同学们面对自己的那份作业无不叹为观止。一眼望去，全都是红笔迹比蓝笔迹多的，从逻辑思路，到数学语言，细到错别字还有标点符号，全部都一一作出订正。我一开始想着数学语言没什么大不了的，最后的结束符号都是点一点作为句号就算，结果陈老师把这些点全部补完整，有的写成逗号，有的补成一个圈。所有的曾经不那么认真面对自己那份作业的同学，在老师的批改下都感到十分的惊恐与汗颜，从此，我们做作业也变得反复斟酌用语，不敢有丝毫懈怠。即便如此，还是总合不了他老人家的意。重写是平常事，重写以后再重写，又重写，继续重写，仍然重写，也绝不稀奇。四年下来，我的作业上，被陈老师批改上“乱说话！重写！”之类的次数也不算是少数。陈老师在课上和我们说，“你们写的作业实在太差了，每次我都要一个人关在房间里，先练太极，才能心平气和把你们的作业批改完……”

陈老师对我们要求严格，对他自己要求更严格。他和我们说：“吃饱饭后，我就坐在桌子前改你们的作业。不改完不起来。”有一次，他没有把上一回的作业发下来，很抱歉地和我们说作业没改完。他说：“我今天有点感冒，晚上坐在书桌前改作业，改着改着不知道怎么的就睡着了，醒过来时已经天亮了。”听得我们既汗颜，又心酸。

他在数学上的执着，也让人唏嘘。他说：“我大学时，给我们上线性代数的老师写的讲义实在是太好了。这么多年来，一有空我就拿出来从头至尾背一遍，背过也不知多少十遍了。你们放暑假回去，把讲义也背上十遍，保证你们这门课就算入门了。”我心想，啊，才算入门啊，敢情我一遍都没背完，看来还是没入门了。

陈老师的严谨是出了名的。有时候去问他问题，他不会当面答复，第二天再去问，他说道“这个得看着讲稿。昨晚我已经想好了该怎么说，可不能乱说话。”有一次课下难得的轻松聊天，他说：“广州人喜欢说什么“就甘啦”，“系呱”，我说怎么可以这么打马虎眼。”当时我就在下面瀑布汗，说实在的我就喜欢说这两句。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很汗，因为我还是经常说这两句。和他沟通是一件很累的事情，我总怕说得不对，让他批我乱说话，所以很多时候我都不敢迎上他的目光。他犀利的目光一扫，大家都低头看笔记。

我在大学四年里，在他身上所获得的压力，比其他一切事情加起来的都多。现在想想，最难熬、最没信心的时刻，也总是因为过他的关过不去。大二的时候高等代数期末考是考口试，也就是给陈老师讲一道题，并且回答他的提问。我考试的时候超紧张，被老师问得哑口无言，简直是天都塌了。还好陈老师多给我一个机会，为了能考过，整整一个星期把自己关在小教室里面苦练，每天晚上还总梦到给陈老师讲题，这样折磨一个星期下来瘦了十斤，真的是面有菜色了。最后实在受不了，去找陈老师，请求提前给予补考。补考那天晚上我穿着棉质的短衫短裤去，当五十分钟以后讲完那个问题并且回答完陈老师的问题，我已经浑身汗湿，像从水里面捞出来一样。还好，总算考过了。

陈老师教了我们四年，每个学期都带一门甚至是两门数学课，挂科的阴影始终笼罩在我们头上。也就这么战战兢兢地到了大四，还来了一次集体大挂科。大家开始还笑谑“实变函数学十遍”，没想到真的有的同学补考到第五次，陈老师仍然不让他过，眼看着数学学位就要拿不到，连带的找到的工作也不能签协议，我们想尽办法去求情，结果陈老师说，学习是不能和其他事情扯上关系的。事实上，按照他老人家的风格，我们早就了解，他一定会这样说。除了努力学习认真思考，一丝不苟地完成作业达到他的要求，没有其他的途径可以获得肯定。

大学四年，经济学学位没费太大力气就拿到了，而拿数学学位却是有血有泪。从双学位毕业已经有些年头，陈老师教过的数学，什么开集闭集、拉格朗日乘子之类，渐渐变成了一些不敢触摸的记忆片段；唯独是他老人家关于治学、做人的教诲，还常常在耳边回响：

他说：“下个学期，我就从教50周年了。到现在，任何课程、会议我都没有迟到过。我要坚持下去。”

他说：“我没有买电脑，因为我知道如果有电脑，我就会想着上网；我没有买手机，因为我知道如果有手机，我就会整天发短信。”

他还说：“我们什么都不要，我们要求真。”

……

毕业以后，听说陈老师去了珠海，教大一新生的数学分析。想想三百人的作业啊，老师这么认真怎么批改得过来！后来又听说陈老师病了，直肠癌。后来又听说做手术挺成功的，他已经在家休养了。我一直关心着老师的近况，却不敢去拜访他。一则害怕打扰他清修，二则，对于自己浮躁的心态，没能做到老师的要求感到十分惭愧，所以一直逃避着。想去看看陈老师的心愿就这样一直放着，在各种借口的干扰下，一直拖到了现在，一直拖到了再也没有机会，一直拖到了只剩下遗憾和后悔。

听同学说，在陈老师过世的前几日，他一直在忙着写讲义。之前那个晚上他一直在写，没有睡觉，写着写着，他自己就倒下了。师母早上起来的时候，发现他趴在地上，扶起来后，马上打了120，等120过来检查的时候，说陈老师已经不能送医院了，直接去殡仪馆。他不止一次和同学们说过，自己是风中的蜡烛，随时有熄灭的可能，趁他还没有倒下的时候，把他的讲义写完，留给后代，把他的学生教好。他把一生都奉献给了教育，一直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我从前认为这种事情只有在媒体宣传中才会夸张地出现，但了解陈老师的人都知道，在他身上发生是再正常不过。其实，在01年他开始教我们的时候，那个身影已经是颤颤微微，摇摇晃晃，已经是在燃烧生命来照亮我们。

陈老师走了，在众多学生的悲痛和牵挂中走了。我们班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同学获知消息以后都不约而同地联络仍在广州的同学，请求帮忙敬献花圈。希望陈老师若是得知大家如此牵挂他，心里还装着他的教诲，即使现在还做不到但一定会努力学习他那份认真、执着，他老人家能走得安心。